在岳西,手艺人新年“开张”,第一天出门做活,必自下游“兜水”上,以示财源广进。收工时,东家也用红纸包工钱,给匠人一个好兆头。
裁缝
我还是小孩时,看到裁缝上门做衣,只是夹个布包,里面包着剪刀、尺。裁缝多是半老的人,走路弓着背,有些未老先衰的样子。做的衣服是老式对襟褂、抄腰裤。做衣全凭手中的一根针,连扣子都是用布边敲成的,老人们叫“肉扣子”。
上世纪70年代,裁缝开始使用缝纫机。早上,徒弟挑着机子走在前面,师傅双手靠在背后,上门赶工。做衣时,师傅对着裁剪书裁剪,徒弟踩机子,这就快多了。那年头,农家平时很少做衣,多是到了腊月才请裁缝上门做衣。晚上,我们在被窝里竖起耳朵听娘与父亲商量做衣的事情,巴不得裁缝早一天进门。
年关临近,裁缝忙碌起来,母亲几次催请,都排不上号,只好让我们姐弟赶到裁缝当天做衣的人家,待收工后,干脆把缝纫机挑回家,来个先下手为强。
看着缝纫机欢快地转着,我们围拢在机子旁,焦急而又兴奋地等着自己的新衣。成功了,连忙试穿,再脱下留待过年穿。
裁缝一年到头不见太阳,多是“白面书生”。做衣时,大屋里的姑娘爱在他们身旁转悠,与徒弟眉目传情。师傅发现了他们的秘密,也就成人之美,当起了红娘。
“裁缝不偸布,三天一条裤”。有精明的家庭主妇总是把布算得紧紧的,担心裁缝会“落布”。裁剪下来的布角,也都留做日后补衣做鞋。
木匠
“俩人都在动,沿着一条缝,上面的腰动,下面的屁股动。”这可不是黄段子,而是小时候一位木匠在我家做活时打的谜语。我怎么也猜不着。他指着两个正在锯木板的人,我才恍然大悟。
木匠干的活,既出蛮劲,又要有心窍。吃完早饭,面对一堆木料,主人一口气说出要打的水桶、桌子、猪食盆等木器名称,木匠开始下料,锯断、斧砍、刨推,忙得满头大汗。不一会,树皮、刨花堆了一地,一棵树变戏法似的成了平整的木板。听木匠师傅说,木器中要算火香桶最费时费力,别看它不大,有的木匠还做不成功。火香桶呈八方形或六方形,姑娘出嫁时,里面装有红鸡蛋、木炭,在路上讨火种点着进婆家,意为“传香火”。
桌子面用料以梓树、樟树为上品,木板要3块,2块或4块就成了乡间厕所粪缸上的板子。陈荣贵师傅在我家打桌子,从早忙到晚,就差安桌腿榫最后一道工序。他倒持斧头,嘴里“嘿”着,用力过猛,一下子桌面散了架,成了几大片,功亏一篑,我们一家人哭笑不得。
砖匠
砖匠,也叫瓦匠,在室外干的是体力活,学这门手艺的,都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。
平日里,房屋失修漏雨,要趁晴天请砖匠翻屋。师傅要根据主人的指点,找出漏雨的瓦片。在屋上猫着腰,踮着脚寻漏,一干就是半天,可不是轻松活。脚步重了,会踩破瓦。漏子没捉住,下雨照样漏,有人就笑话:“天晴包不漏,下雨漏不包”。搭锅台,也有讲究。有的搭的锅台旺火,节省柴草,烟出得畅,有的浪费柴草,烟囱出不了烟。
砖匠大显身手的还是盖房子。盖房是人生的大事,对师傅都很尊重。老主顾是主师,其余的砖匠由主师请,为客师。下基脚要看是否合主人生辰的时辰日子,忌属的家庭成员要回避。逢上深更半夜,主师也要到场,只不过象征性地放几块石头而已。开始行砖这天,要办“起手饭”,鸡鱼肉圆八大缸,主师坐上席。盖瓦那天,照例办“出水饭”。瓦刚盖好,下起了雨,认为是“出水”,兆头好,皆大欢喜。
砖匠手上的功夫了不得。墙砌到高处,砖挑不到砖匠身边,只能向高跳上抛砖。下面的小工也要有力气,20斤上下的土砖抛上几米高,砖匠手腕需使暗劲才能接住。根据缝隙大小,砖经砖刀一砍,就像切豆腐一样轻松自如。快要封顶,搭的跳起不了作用,只能站在刚刚砌好的墙上踩马退着砌。这时的墙晃动着,没有胆量站在上面头都发晕,何况还要出力行砖。
砖匠吃“百家饭”,见多识广,有的还会捉弄人。邻近有位妇女,为人小气,砖匠在她家做屋,每天茶里只漂着几片茶叶,水都没有变颜色。匠人们一使眼色,把工地上的茶碗统统砌在墙里。休息时,又让老板娘拿碗来喝茶。老板娘在工地上左寻右找,没有发现碎片,心中好生纳闷,只好吃哑巴亏。
“家不可无主,房不可无梁”。上梁,是盖房的高潮。正梁事先由木匠画好,上面画有八卦、龙的图案。龙的眼睛当场用公鸡冠上的血“点光”。正午12时,堂轩扇墙正好封顶,两位师傅抬着披了红绸被面的大梁,步步向上。这时,鞭炮齐鸣,师傅嘴里呼着赞词:“八宝地上起华堂,吉日吉时来照梁”,“梁头发的千年富,梁尾发的万年长”,“当家的来接糖,一年更比一年强”……上面的每呼一句,还撒下一把水果糖,下面的一边齐声高喊“好”,一边在地上抢着糖果,场面热闹非凡。有时,砖匠也即兴编一些逗人发笑的词句:“东家奶奶真不差,天天煮的是酸冬瓜,匠人师傅都不吃,蛮工伙里往碗里叉”。鞭炮声中,下面的听不清词,只是一个劲地喊“好”,围观的笑声不断。
这一天,左邻右舍亲朋好友都会到场随礼,表示庆贺也讨个吉祥。主人也必设宴款待,说是“孩子吃了长劲头,客人吃了带福走”。
瓦匠
城里见得多的就是检漏的瓦匠,老城改造前都是青砖小瓦的老房子,每年雨季前就要请瓦匠来检漏,这是一项技术活,要请有丰富经验的老师傅担纲,不然是会越检越漏的。现在这些场景少见了,不过瓦匠师傅还是很抢手,处处是建筑工地,一幢幢新房要装修,包工头请师傅工钱已经开到了200块钱一天。
石匠
石匠从事的工作:可以采集石料和宝石原料,更可以将石料加工成产品。总的来说石匠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职业划分中绝对不是抢眼的代表,但是石匠却一直在为高等级玩家提供精美的房屋装饰和建筑材料,同时,石匠所采掘的宝石将是玩家们身上熠熠生辉的首饰的重要原料。虽然目前石料加工和石料采掘并未开放,但是相信石匠这个职业一样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。
铁匠。
打铁不要样,越打越象。铁匠是个古老的行业。估计从石器时代转换到铁器时代就应运而生了。农耕生产离不开铁制农具,也就离不开铁匠铺。现在,他们还被需要,在安庆九中附近还有两处。
弹匠
口头禅“四两棉花没得弹”的本意,可能是源于弹匠口中。寒冬腊月,有的要添床棉被,有的要嫁女娶亲,这时的弹匠就成了东家请西家找的大忙人。
冬天日子短,打一床12斤以上的棉被需起早摸黑,因此弹匠天不亮就得上工,而东家起得更早,要到上下屋去借大门搭成台子,供弹匠弹棉花用。打喜事絮,早上先烧面茶。吃了面茶,面对小山堆似的棉花,弹匠就开始忙活了。
弹匠背上背着特制的弓,手中持结树做的棒槌,弹出的声音实在是一支美妙的乐曲。小孩子总爱围着他身边转,看他的动作,听弹棉花的声音,大人们嫌碍手碍脚,赶都赶不走。
棉花皮子弹松软了,被絮慢慢成形,开始牵线。那年代的棉线凭票供应,一人份不够,总是相互调剂着用。牵好了线,还用红毛线盘成“喜”、如意结、某年的字样。
压絮需用圆圆的压盘,师傅双脚站在上面,扭动着腰肢。那动作说不上优美,好像现代舞蹈中没有吸收这种元素。
篾匠
竹子,从山里、屋边竹园砍伐下来,竹子落地,在地上弹起来的声音,空空的。空空的身子,好像没什么用处。然而,篾匠巧妙地发现了竹子和木头截然不同的秘密。
篾匠大多是在雨天不出工的时候,在家做些篾货,赚点油盐钱。当然,也上门做活。用竹篾编制的围子,长长的,一圈一圈围上去,就成了储存粮食的仓库。农家夏天用的竹凉床,还有扫地用的簸箕,挑谷的箩筐,筛米的筛子,厨房用的蒸笼,刷锅的竹刷……这些都是篾匠的杰作。他们用一双巧手,做出了各种各样的篾器。
我的父母曾请陈结旺师傅到家里做了几天篾货。我和他极熟,边聊天边看他干活。只见他抽出一根竹子,操起厚脊薄刃的篾刀,用刀子在竹子的底部比划一下,就挥刀劈下,一截粗大的竹子便在脆响声中一分为二。从这儿,我才真正知道了“势如破竹”的意味。接着,他拿起一柄长长的凿子,几下就将那些竹子中的痂结清除掉。随着篾刀的上下翻飞,竹子变成了一根根竹片,有的竹皮被削成薄薄的篾丝。见我看得入神,陈师傅还给我讲解篾活中的砍、锯、切、剖、削的基本要领。料备好后,他就开始编粪箕,做稻箩。
修锁、配钥匙。
这一行当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。早先全靠手工硬锉,现在有了电动工具。图示的还是比较初级的技艺,高级的到处贴小广告,经过公安部门批准,上门开锁,没有钥匙,三两下就能打开防盗门,动辄收费几十元。
刻印章
把印章坯子打磨平,写上反字,一笔一划地刻出。是阴是阳,是楷是篆,悉听尊便。现在电脑刻字将手工刻字基本取代了。还在那儿慢慢雕刻的,肯定是篆刻艺术家。岳西原五金厂里有一位老王师傅原来就是就是专门刻印章工作。
纸扎。也叫设士。
广义的纸扎包括制做工艺品,比如扎风筝、灯笼、花鸟鱼虫等等,狭义的主要是为丧葬祭祀扎制灵屋,花圈等等。用芦柴做骨架,用皮纸搓成的捻子捆扎固定。然后裱糊、做花、勾画、点缀。早年城里乡间纸匠很多。
纸扎业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起销声匿迹了近二十年。后来又有了市场。茅青路上沿线就有不少的作坊。当然,现在的灵屋漂亮高档,各种家用电器几可乱真,连麻将都备好了。一句题外话,老式灵屋前看门的纸人,嘴里叼着纸烟,方言称之为‘仆头’,人们往往借此调侃叼着香烟摆架子的人。
烟匠
土法制作黄烟丝的人叫做烟匠。这种匠人必然是油污满面,油褂遮怀,说出话来甚至都带着烟气油味。烟匠有一担很沉重的挑子:一副榨床,檀木的,一人高,坚实无比;数根两尺来长、五六寸宽三四寸厚的“大尖”,即一头宽而厚一头扁而细的木楔,都被菜油浸得油光铮亮,呈现出金黄的颜色,能够照出人影来。除此之外,还有刨子若干,切刀一把,大锤一把,撬杠一根,麻绳一捆。烟匠挑子通常由主人挑来家,他自己基本不出力。这就显得烟匠的高贵了,他要是不高兴,想编派主人一下,也不难,他会说“是晴是阴,摸摸烟筋”。这本来是一句天气谚语,说的是天气变化可以从烟筋的干湿程度预先得知。但这话到了烟匠口里,就有那么一种味道:你要让我高兴,你自己事先应该将烟筋(烟叶中间的主脉)剔除干净,以便做起来顺手,推起刨子来不伤刨铁。其实,这话还有另一重含义,那就是:通过我这烟匠师傅的手一摸烟叶,就知道我今天做这活乐意与否。
烟匠到主人家就动手干起来,铺烟叶,洒菜油,调温水,压榨床,上木尖。很冷的冬天早晨,门外还下着雪,他头上竟冒出热汗来。等到他腾出时间来擦汗时,已经是烟叶上榨压紧,烟油渗出了。制作毛烟的整个工序分成两大部分,前半部分是力气活,上榨进楔,使其受压;后半部分则是技巧活,推刨铲烟,翻抖烟丝。
推烟是一段最精彩的节目,我从中第一次领略了所有匠人里最具有艺术性的操作之美:榨床竖放在两条长凳上,师傅和我父亲分坐两头,两人共执一刨,挺胸舒臂,往来应接,此起彼伏,俯仰参差。那种动态,不只是舞台上的艺术表演,更是源于生活、高于生活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再创造。一起一伏的身姿,一来一往的推拽,一卷一缕的细丝,一呼一应的声息,在白雪皑皑的檐下,在炭火熊熊的炉边,定格成我儿时生活画卷里绝美的缩影。刨铁在烟砖面上铲刮发出的声响,像薄冰轻解,像竹雪滑落,更像松鸡振翅。欢快时,频率加大,了无间隙,急管繁弦,征鞍踏踏,旁边看的人禁不住连连喝起彩来。
刨下来的烟丝极细,如发丝,如棉绒,抖开来蓬松黄亮,散发着一股股浓郁的清香,这香味新鲜,淳厚,老辣,弥散得很远。过路人打从老屋旁边经过,被这香味吸引,必定要进屋来烧一筒落榨新烟,并送上金言:发财啊,老烟虫!(参考叶静作品编辑)
往年在乡下,理发叫“剃头”,理发师当然也就成了“剃头的”。一年到头,乡间的小路上,常看到他们或拎着或背着一个不大的四方形的理发箱子,走村串户的身影。
大集体年代,每个剃头的都有相对固定的服务范围,一般都是自家附近的几个生产队,跨大队的好像不多。他们的手艺多是祖传的,也有因为腿脚不方便,不能下地干体力活而从小拜师学艺的。每十天上门剃一次头,周而复始。倘若有人外出或有事耽误,漏了一次也就算了,好在周期不长,头发不至于长得那么长。有晴好天气,生产队劳力出工,剃头的会准时来到生产队大屋的堂轩,为社员剃头。乡间剃头没什么大的讲究,对师傅手艺要求也不是很高,只要能剪发、修面就行,当然也就谈不上发型之类。有的给小孩剪头发,好像一个海碗扣在头上,难看极了。在堂轩的中间,摆上一条长板凳,就近从锅台的吊罐里舀来温热水,一个人一二十分钟,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。剃好头的,会大声从田畈上喊来下一个对象,好似工厂的流水作业。歇伙的时间,给不出工的小孩子剃,大人们多不愿意休息时间被挤占,因为剃头误工是不扣工分的。
有句俗语:“在哪家剃头,就吃那家饭。”剃头的早中两餐饭,轮流坐庄,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,剃头的来了,家庭主妇就会想到这一次该轮到自家管饭了。那年头,也就是家常便饭,谈不上称肉打酒款待。贤惠的妇女会从菜园里摘来黄豆、碗豆等时新的菜,炖上一两个鸡蛋。断菜荒的季节,有个炒干黄豆、辣椒粉蒸米虾,就算是上等的菜肴了。遇上小气刁钻的女人,家中本来称了肉,这一餐饭也不会端上桌子。
剃头的工钱,一年一结算,每人全年一元钱,多是在生产队年终分红时,按人头一次性付清,然后再分摊到各家各户。生产队副业有收入的,由队里付给,这也算是一点“集体福利”吧!不过,遇上难讲话的,也要在腊月二十四过小年之前剃“过年头”时,上门讨工钱。
家中的孩子生得娇惯,第一次给他剃头,家长都会郑重其事地择吉日,由母亲抱在怀里剃头。尽管孩子由于害怕,哭闹不止,师傅还是耐着性子,边用好话哄着边俯下身子小心翼翼地剃胎头。剃好后,师傅要送上事先准备好的红丝线和方片糕,祝愿孩子长命富贵,一路高升。家长当然也还之以礼,烧了面茶,还要双手奉上红纸包,说些感谢的话。细心讲究的人家,会把胎毛包好,揉成圆团,待日后做成毛笔,留作纪念。乡间习惯,男孩子只有到结婚后剃头时才刮胡子、取耳。要是有小孩头上生了癞疮,剃光头时刮得脓血直流,奇腥无比,也真难为了剃头师傅。
给我印象最深的理发师傅是邻队的王师傅,至今不清楚他的大名,只知道大人们都喊他“和尚”。这大概是他年青时在天安一座庙里当过几年未受戒的和尚的缘故。他个子不高,一脸的黑麻子,不修边幅,头发也不常理,眼角总是布满眼屎,很有点像济公和尚。孩子们本来就不爱剃头,加上他那一副模样,听说他来剃头,总是跑得远远的,引得家长到处“捉”,就是捉住了按在那里,也要想办法挣脱。只有小脑袋被他的大手一把按住时,才乖乖地听他摆布。平时,有小孩喜欢哭闹,家长就吓唬他“和尚来了”,孩子便停止了哭闹。在山上放牛的孩子们远远望见了他,就齐声高喊:“萝卜萝卜枣子(小萝卜头),我是和尚老子;萝卜萝卜缨子,和尚是我孙子!”王师傅听了,并不生气,反而乐呵呵地笑着。有时孩子们像绕口令那样喊急了,便成了“萝卜萝卜枣子,和尚是我老子……”,他也就笑得更开心了。王师傅剃头,手劲很大,于是,有人用夸张的语言为他编了一首顺口溜:“王师傅剃头,好比蛮牛。三刀两刮,皮破血流。东边取耳,西边穿头。还要捶背,性命难留。”因为理发结束时,师傅总要在背部轻轻拍两下,类似现在的按摩,同时也有告之可以起身的意思。为人随和宽厚的他,听了并不恼怒,也只是一笑了之。
另一个师傅叫王小镜,挑着一副颤悠悠的担子,一头是座椅,下面的柜子里装着工具,一头是装着木炭的炉子,上面放着脸盆。我想,“剃头的挑子一头热”,大概由此而来。他多是为公社机关干部理发,社员和我们小孩子很难享受这种待遇。他手脚麻利,手里拿着铁拨,咝啦咝啦地拨动,不一会,炭火就旺了,水也就热了。每剃一个头,两三毛钱,当场付清。“文革”年代的一天,牌楼小学一位历史上有“问题”的老教师正在理发,外面锣鼓喧天,人声鼎沸,原来是在接“宝片”,造反派发现了他竟然还在剃头,不由分说把他拉去游街,这位老先生只剃了个“阴阳头”。
随着那个令人难忘的时代的终结,沉闷空气为之一扫,人们的心情变得开朗起来,理发时也爱说说笑笑。牌楼中学食堂的李师傅拿手菜是熏猪头肉、猪耳朵,于是,有人理发,同事见了,常一本正经地说:“王师傅,您老可要把头搞干净点,今晚要改善伙食呢!”在我的眼里,王师傅的围裙也洗得更白了。理发结束时,他抖动围裙时的声音,也更清脆了。
小镜师傅早已离世,他五十三岁时生下的儿子王五三,子承父业,在牌楼街的上街头开了一家理发店,当起了老板。现今在乡下上门剃头,几乎成了绝迹,剃头必须到集镇上的理发店,条件是好多了,烫发、拉发、染发、面膜,名目繁多,收费自然也水涨船高,且当场付清,不存在赊账。只是那些年纪大的人剃头,不那么方便了。至于个别地方开的那些“理发屋”、“洗头房”却不剃头,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 (宜城闲人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