吉林西北某市步行街
编者按：
春节期间，我们的记者回到各自的故乡。他们带着观察和分析，审视自己的故乡。在热卖的净水器中，记者记录了故乡的污染和当地人对这一切的漠视;在碗中，故乡又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……这些社会转型期间的点点滴滴，也是我们认识当下的一个视角。
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觉得自己的家乡是不体面的。
这座位于吉林省西北角上的小城，春天风沙大，有“一天二两土，今天没饱明天还有”之称。当年骑车上学，到了学校，往往会灌了一耳朵沙土。
每到这时，我都在心中默念，考上好大学，就可以离开家了。记得每次考试结束，校长都会重复给大家打气：“X城人从这里走向海内外，包括在座的各位。”
在家乡，半天的时间能干很多很多事——所有的机构都在一起，出租车起步价走遍市区;半天的时间也可能无事可做，娱乐项目的选项确实不多。
记忆中的春节，每到赵本山小品的时候，窗外礼花爆竹震天响，根本听不见电视里在说什么。今年，一家老小坐在沙发上，人手一部手机，抢红包、聊天、点“咻咻”，偶尔吐槽下春晚。节目越来越无聊，我们也一个接一个地从奶奶家转移到对门的姑姑家，用无线网。
压岁钱支付宝转账，自家的“过年七天乐”群里，红包抢得不亦乐乎。我们像一个又一个瓶子里的人，坐在一起玩手机，家庭共同体也好像有从团圆饭向微信群转移的趋势。
过年期间，最火的地方是洗浴中心。一家人吃完饭出来洗澡、汗蒸，是比较标准的“一条龙”。家乡的娱乐项目并不多，最常见的是喝酒、打麻将，去洗个澡，十有八九还能遇见熟人。
正月初五，两家曾经看似高端的洗浴中心门口停满了车，服务生哑着嗓子招呼着一拨又一拨人，拖鞋扔得满地都是。大厅里竖着两块牌子，一块是“18元一位”，另一块“温馨提示”：“现在有的贵宾采用AA制付款，请您确认先出来的贵宾是否为您买单”。
这种突然的精打细算似乎与东北素来粗犷的风格不符。不止在小城，在奶奶家所在的省会城市，红极一时的刘老根大舞台没有了以往的风光，有名的高端商场里，导购小姐也一改往年爱买不买的高冷面孔，开始主动迎客。
这里曾有很多用购物卡消费的主顾，甚至有收卡的“黄牛”，在收银台附近盘桓，悄悄问刷卡的人要不要卖卡。春节期间要找一家高档饭店也不容易——不是像以前一样订不上桌，而是不开业。不受影响的是一家百姓商场，门口装饰着孔雀形的大花篮，人们来来往往，还和从前一样。
在家乡，没有了从前连片的鞭炮摊，商贩的喇叭声仿佛也降低了分贝。十几年前，城里修了第一条步行街，两边是一溜小商铺，开着些诸如真维斯、班尼路之类的品牌店。
还记得上学时放寒假，我和最好的朋友下了辅导班从这里经过，总要买上两串炸肉串，吸溜着鼻涕吃得香。现在，路上的地砖多已松动，垃圾少有人清，残雪和脏水结成一坨一坨的冰。当年吃肉串的朋友定居在广州结婚生子，已经多年没回家了，连说话口音都染上了一点点当地的调调。
家乡像一个老人，每次回去都衰老一些。不变的是坑坑洼洼的街道、只有在有监控的地方才被遵守的交通规则、以及穿着各色貂皮大衣的妇女们。
曾经采访过的一位社会学者，用“富饶的贫困”来形容东北的经济状况。这里有“插根筷子都发芽”的黑土地，有被誉为“共和国长子”的老工业基地。很少有人外出打工，甚至对做生意提不起多大兴致。
当年的同学，有的考去省外的大学，留在学校、银行、公检法系统，从事着令家乡人骄傲的稳定工作。有的留在省内，通过家里的关系，成了各个系统的公务员。
而父母一个惯常的路数是，在自家孩子所在的地方买上房子，等退休后搬过去帮孩子带孩子。在理发店，一个女人有意无意地说起自己去南方的女儿家，惯常的句式是“人家那……不像咱们这……”。
去年，家乡入选全国16个“海绵城市”建设试点城市之一，市区道路、小区也将趁此机会进行改造。不知来年再回家时，家乡又会是怎样的模样。
(来源：中国青年报)
评论：
如果故乡“沦陷” 每个在外的人都是“帮凶”
叶竹盛(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)
衰败起于逃离，复兴在于拒绝离开。如果说故乡沦陷了，那么我们每一个在外的人都是帮凶。我们都不过是雪崩中的一枚雪花，共同造成了这个“恶果”。
这几年每到春节，不变的是，数以亿计的城里人还是回到故乡，即使不是乡村，也是邻近乡村的小城小镇。不同的是，等到城里人返乡时，带回的除了城里的媳妇或女婿，逃跑的“上海女朋友”，和“后置发动鸡”与“双涡轮增鸭”等土特产以外，还有一篇篇“返乡体”文章。
这些文章中可以读到远去的乡愁，可以体会到回不去的故乡，但是传播最广的却是那些对乡村沦陷之后，在城里人看来愚昧、凋零、古怪，甚至猎奇的乡村图景。
有些乡村或许已经“沦陷”了。但是乡村的沦陷是什么的沦陷?即使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，乡村曾经存在过玫瑰色的田园美景，乡民们曾经拥有过拙朴美德，但乡村过去一样是物资匮乏，一样是破败的建筑，一样是土里土气的你来我往谈笑风生。为什么过去的乡村却没有沦陷?仅仅是环境破坏了?仅仅道德沦丧了?
六十多年前，费孝通写下经典的《乡土中国》，将乡村社会归为一种“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”，这样的社会就像“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”，构成了差序格局，与西洋捆柴式的社会完全不同。如果说捆柴主要指欧洲的城市社会，对于欧洲的农村社会，马克思也有一个精妙的描绘——一个村子里的农民就像一个袋子里的土豆，虽零散，但也是自成一体的。
不论是哪一种描绘，那时的乡土社会，波纹还是一整套波纹，土豆还是一整袋土豆，尽管乡土，毕竟还是“社会”。
现在的乡村沦陷，沦陷的不是乡土。乡土依旧，沦丧的是“社会”。乡民流失，留守的已不足够组成任何一种模式的社会。农村的儿女兄弟们，已经通过各种途径离开乡村走进城市。即使还存在差序，但是格局已经无法构建，主要由老人、儿童和妇女构成的乡村，剩下的只有残局。
每一个写下返乡记的作者，都曾是这个格局上的一块拼图。当他们回望乡村的疮痍，其中一块便是他们自己的出走所留下的疮痍。
现在的乡土中国，就站在这个已被抛弃却未及重建的历史渡口，波纹已经退去，柴却没有捆在一起，乡民就像散落在地里无人照看的土豆，独自发芽，经常发霉。
乡村向何处去?
“乡下人!一个奇特的古词”，一个多世纪前，未来学家塔德写道，“人们对这个化石般存在物的生活思考过片刻吗?他们在古代史的书籍中被如此频繁地谈论，人们称之为‘农民’”。对于这个被预测将消亡的群体，法国农村社会学家孟德拉斯追问，“没有农民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的世界呢?”他没有给出答案，但在他研究的法国农民兴衰史中，欣喜地看到，法国的乡村开始复兴，而复兴的希望就在于一批拒绝离开自己村庄的青年。他们依靠自己的理想与意志重新整合乡村破败的格局。
衰败起于逃离，复兴在于拒绝离开。如果说故乡沦陷了，那么我们每一个在外的人都是“帮凶”。我们都不过是雪崩中的一枚雪花，共同造成了这个“恶果”。对于这样的“恶果”，即使不向苟延残喘的故乡表示敬意，也至少应该呈上温情的抚慰，而不是猎奇，更不应该是厌恶。我们的离开即使不是错误的，也应该是一种自责的愧疚。
(来源：新京报)
编辑:folkw