食无鱼
鱼在古代肯定是美味中的美味。春秋战国时好像是信陵君的一个门客，因得不到重用，便整天愁眉苦脸地跟自己的宝剑窃窃私语(史称弹铗而歌)：“长铗归去兮，食无鱼，出无车。”无鱼可食，仿佛也成了怀才不遇的一个标志。饮食问题与交通问题，从那时起就与干部制度以及干部的待遇挂钩。鱼开始成为一种象征。
所谓姜太公钓鱼，实际上垂钓的是名利也。他在渭水之滨做做渔夫的姿态，最终上钩的却是周武王这一条大鱼。垂钓者由此便被奉为贤德。在我们这个内陆的民族，鱼的身价是因其与平民生活的距离而决定的，鲤鱼跳龙门，便一举获得富贵的席位，这简直是传说中最原始的科举制度。
中国的第一代哲学家们，也大多对鱼怀有非同寻常的感情。孟子口口声声地宣称：“鱼我所欲也，熊掌亦我所欲也……”美味佳肴，能够与鱼相提并论的只有熊掌了，只可惜二者皆是不可兼得之物，所以孟子无法成为一个完美主义者。
孔子不爱夸夸其谈，却悄悄地将自己的儿子命名为“鲤”，对后代寄予厚望。
至于庄子，其著作的首篇即《逍遥游》，《逍遥游》的首句即“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”，这同样也是他人生理想的雏形。
还有谁(似乎就是庄子本人)，喜看众鱼戏水，并称之为欢乐的最高境界。当旁观者问：“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?”他便傲然回答：“子非我，安知我不知鱼之乐?”
在古人眼中，鱼是蛟龙、鲲鹏的近亲，也是离荣华富贵最近的种族，它跃出水门就是龙，化而为鸟就是鹏，总之它是有可能创造人间的神话的。它离神话的境界，常常只差一步。所以，鱼便因为古代帝王将相、文人侠客的事迹而被描绘得出神入化。鱼之乐，已不在鱼本身，正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。
食无鱼者，成为最早的慷慨悲歌之士(早于荆轲)，唱出最早的《归去来辞》(早于陶渊明)。弹铗而歌与弹冠相庆，绝对是两重意境，划分出对功名利禄的失落与拥有、守望与享受、悲观与乐观……更多的人则采取积极的态度。“临渊羡鱼，莫如退而结网”，这种儒家色彩的进取态度(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)，甚至一直贯穿到今天的知识分子身上。
对鱼的态度，戏剧性地透露出人生的态度。难怪中国的科举制度，曾经像一张恢恢天网，存在了那么多年。漏网者都是失败者。或者说，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漏网之鱼，因为即使漏网者，也毕竟曾经心向往之(包括写《聊斋志异》的蒲松龄)。功名之网，已牢固地笼罩在古今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。
但他们都成不了隐士，包括食无鱼而呼唤长铗归去的歌者。他们都摆脱不了网的诱惑，正如无法抵抗鱼的诱惑。自姜太公钓鱼开始，中国的隐士时代就结束了，真正的隐士寥寥无几。人们纷纷垂钓功名利禄，垂钓若即若离的身外之物，以至为其蛊惑，实际上也被所追求的对象一网打尽。鱼与人其实是在相互设伏、相互诱惑、相互制约。
围绕着鱼与人的关系，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鱼人或者人鱼，也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与审美性相背叛的功利性的故事：关于诱饵，关于渔夫，关于钓钩与网……幸好鱼与玫瑰一样，是带刺的。鱼刺意味着内在的伤害。自孟子号称“鱼我所欲也”开始，鱼便与欲望结缘了。结网者同样也是结缘者。欲望是幕后的一张网，人类进入了欲望的时代。欲望同样是造成伤害的一根刺———功利性，伤害了人类原始的朴素的感情，更伤害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
关于鱼的典故，还有很多。譬如“三天打鱼、两天晒网”、譬如“缘木求鱼”，以及“相濡以沫，莫如相忘于江湖。”就不再例举了。因为以上这些，就足够联缀成一篇文章了。
本来是想从饮食的角度谈论鱼的，结果话题游移得太远。让我们再回到鱼本身。或者，再回到本文开头的第一句话，“鱼在古代肯定是美味中的美味。”这在当代仍然如此。虽然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但一席盛宴，如果没上一条鱼，那是不可想象的，至少烘托不出应有的气氛。
我童年时尚处于一个清贫时代，老百姓家家过年时仍要供上一条鱼，轻易不敢动筷子，象征着“年年有余”。鱼在这里是对富裕的期待。
而今价格最昂贵的宴席仍是海鲜，粤菜风行全国，许多内陆城市的酒楼也以水柜饲养着南方空运来的海鲜，供食客挑选。一桌海鲜宴席，虾兵蟹将纷纷登台，但鱼依然是主帅，值得一提的是还引进了日本生鱼片的吃法，雅称“三纹鱼”。我在顺峰酒楼吃过一回，结帐时暗自咂舌(不仅仅为鱼肉之鲜美)。可见现代社会，口腹之乐也绝不是无偿的;人间盛宴，钱财是真正的背景。只要有钱，就不用担心“食无鱼”，数千里之外陌生水域里的海鱼都会召之即来。工薪阶层，在海鲜酒楼门前会望而却步。鱼之乐，同样已不在鱼本身，它是需要付出代价的，食鱼之乐是要有购买能力的。穷人安知鱼之乐?安知富人之乐?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古往今来，鱼作为富贵生活的象征，一直游泳在金钱的背景里，食无鱼者，绝非贵族。我推翻不了古人的理论。
中国人的鱼图腾
中国人的年夜饭，家家户户都要烧一条鱼，供着，节日过后才吃。取“鱼”与“余”的谐音，象征着“年年有余”。这条鱼需完整，有头有尾，以表示做事要有始有终，才能功德圆满。全家人的心愿都寄托在这条鱼身上了：它已超越一般食物的概念，而成为幸福生活的标本。
辞旧迎新之际，谁不希望家有余粮、家有余钱呢?谁不希望年年如此呢?由这个细节即可看出，中国人一直是一个生活在希望中的民族。它之所以有希望，仅仅在于它从不绝望;哪怕承受着苦难或贫困，也能跟一条象征主义的鱼相濡以沫，获得心理上的安慰。这就是它的希望所需要的最小本钱。而希望本身，却构成它最大的生命力。
在几大古老文明中，似乎只有中华文明如鱼得水、年复一年地延续到今天，每一道年轮都清晰得像刻出来的。如果没有精神上的东西支撑着，很难保持这种周而复始、以不变应万变的秩序。
根据传统习俗，这条带有礼仪性质的鱼，最初用鲤鱼，后来才推而广之，用哪种鱼都可以。
为什么鲤鱼是首选?因为中国人的信仰中，鲤鱼最吉利。《神农书》里有一“排行榜”：“鲤为鱼之主。”还有人说：“鲤鱼都是龙化。”黄河鲤鱼，习性逆流而上，一旦跃过位于今山西的龙门，就摇身变成龙了。当然，此乃中国人为鱼类所臆造的最优美的一个神话。
连理智的孔子都信这个。特意将自己的儿子命名为“鲤”。能说他不是望子成龙吗?
鲤鱼在中国，堪称鱼类的“形象大使”，年画上描绘的大多是鲤鱼，增添了喜庆的气氛。我个人认为：跃跃欲试跳龙门的鲤，跟周游列国的孔子一样，可以构成古老黄河文明的图腾。所谓“狼图腾”，其实是舶来的，并非本土所有。符合中国人品性的，还是“鱼图腾”。
道家始祖庄子《逍遥游》，开篇即说“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”，根据其描述，此种神奇的鱼比当代的航空母舰还要大得多，而且能化身为高飞九万里的鹏鸟，绝对算壮志凌云。这跟鲤鱼跳龙门的传说异曲同工，只不过更为豪放。
“鱼图腾”细化为“鲤鱼图腾”，就较接近后来占主流的儒家思想了：达则兼济天下，贫则独善其身。学而优则仕，历朝历代的科举制度，使“鲤鱼图腾”由梦想兑换为现实。龙门之上是官场。
“鱼图腾”，中国特色的“变形记”。不管老庄还是孔孟，本质上都属于精英文化。来自于大众，又时刻准备着脱离大众，转而领导大众。“鱼图腾”的幕后，隐藏着的实则是“龙图腾”。中国人，不都自称龙的传人嘛。
鲤鱼之吉祥，还在于它见证了最早的“真龙天子”，黄帝。《河图》：“黄帝游于洛，见鲤鱼长三丈，青身无鳞，赤文成字。”据说鲤鱼额头有字，是鱼中的帝王，或龙的化身：“额上有真书王字者，名‘王字鲤’。此尤通神。”(见《清异录》)
中国的神话中，能化而为龙的，除了鱼之外，还有马。马也是“龙种”，正如鲤被封为“稚龙”(婴儿期的龙)。因鲤鱼有五色，古人还拿马来相比：“赤鲤为赤骥，青鲤为青马，黑鲤为黑驹，白鲤为白骐，黄鲤为黄雉。”跳龙门的黄河鲤鱼，浑身火红，属于赤鲤，正处于“转型期”。
孔子所谓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”，“脍”当指生鱼片。中国人吃生鱼片(犹如今之三文鱼)，很早的。切脍，越细越好，首先仍是鲤鱼。尤其宋朝，用现捞上来的黄河鲤鱼作生切鱼片，因宋太祖爱吃而流行为东京汴梁的一道名肴。
“黄河鲤鱼，是以压倒鳞族，然而到黄河边活烹而啖之，不知其果美。”(梁章巨《浪迹三谈》)中州(今河南)一段的黄河鲤鱼，在当时堪称“顶级美味”。
它执掌牛耳之际，长江流域的武昌鱼，尚且默默无闻，或根本上不了台面。古人“宁饮建邺水，不食武昌鱼”。直到当代，毛泽东写诗：“才饮长沙水，又食武昌鱼。”武昌鱼的身价才大大提高，今非昔比。
我以为黄河鲤鱼与武昌鱼，可分别作为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吉祥物。
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中国人春节时供奉的千年之有“鱼”，不见得非用鲤鱼不可?我猜测是唐朝。因唐朝皇帝李姓，与“鲤”谐音，而举国禁止捕食鲤鱼。
老百姓置办年夜饭，当然也必须用别的鱼类代替。否则是违法的，要吃官司的。鲤鱼在唐朝，地位最高，真正跳进了人间的“龙门”，皇帝共命运，喻示着大唐之宏伟气象。
《大业杂记》：“清泠水南有横渎，东南至砀山县，西北八通济渠忽有大鱼，似鲤有角，从清泠水入通济渠，亦唐兴之兆。”后来，唐玄宗游漳河，亦曾见赤鲤腾跃，“灵皇之瑞也”。他老人家一高兴，就给鲤封了个爵位：“赤公”，并且下令写进“宪法”里。
鲤仿佛成了唐朝李姓皇帝的“远房亲戚”，不仅无人敢虐待，在世俗中的知名度乃至荣耀，似乎列于将相之上。
直到李唐政权垮台后，鲤才重新成为食物，端上百姓的餐桌。
鲤，做皇亲国戚的感觉，很好吧?
鲤，是否至今仍想“梦回唐朝”?
在中国，鲤的命运，本身就像一小部额外的“史书”。通过它，甚至可以“解构”历史，“解构”中国的图腾。
它不仅是一条古典主义的鱼、浪漫主义的鱼，更是一条现实主义的鱼，乃至象征主义(后现代?)的鱼。它自始至终都游泳在隐喻之中。光与影，形而下与形而上，共同制造了鲤的幻象，制造了鲤的喜怒哀乐。虽然它，作为实体，却浑然不觉，逗留于江山与水草之间，根本不知晓自己所扮演的角色，以及“导演”是谁。
编辑:folkw